咸鱼与修士
阿不壳
几年前爸爸身体还健壮时，每年秋收，我和C都会一起回村收玉米。
在地里，一家人不住手地掰玉米、剥玉米、装袋、装车，从早晨忙到日落。中午简单喝些水，吃点干粮和梨子，在地头小睡一会儿。有时聊些闲话，多数时候只有静默。但静默并不空洞：干透了的玉米叶发出沙沙声，风轻轻掠过，还有呼吸和脚步、动作与出神，恍惚间，几个小时过去了。
一天下来，身体很累，内心却相当安宁。对在城里当社畜的我们，每年的秋收胜过一切观光旅行，也使我们逃过了经济型假日那尾随的算计。
可那种安宁相当有限，也很短促。几年后，爸爸不再能干重活。他把地出租了，和许多农民一起，再次变成了农民工。
闲暇时，爸爸妈妈也和城里的我们一样，不懂得“休息”。他们同样刷手机、看抖音。
咸鱼、牛马和尸体：打工人的自我形象
周星驰有句经典台词：“做人若没有理想，那和咸鱼有什么分别？”不过，现在更流行的是“牛马”和“尸体”。“咸鱼”还带有一点励志色彩，“牛马”却只有疲倦与苦涩，“尸体”更是彻底躺平。
豆瓣有个小组叫“尸体暖暖的”，组员六万四。起这样的名字，主旨却并不惊悚：“不传播焦虑与负面情绪，只收集网络与现实生活中让你感受到积极能量、暖暖的消息。”
于是大家会说，“看完后尸体暖暖的”，“感觉尸斑都变淡了”。
上一辈人很难理解这种措辞。因为在过去的文化里，“尸体”几乎不传递任何正面信息。可现在，年轻人用它来表达一种抗争：我不是牛马，不是韭菜，不是数据，更不是人矿。如果你非得压榨我，那我情愿“先死一死”。
和“人力资源”相比，这尸体毕竟还是“我”，我还可以选择去拥抱一些自觉是人的时刻。听起来有点像某种精神变形记。
关于“工作人”（有职分之人），我们最早的理想也许是“士”。若西方的修士是为了上帝而工作，那士就是为了“道”（天理/秩序）。“经世致用”是他们的使命（calling）。
近代及至新中国后，理想工作者的形象发生了剧烈的变化：“主人翁”和“螺丝钉”成为革命事业的代言人。螺丝钉虽小，但因为被安装在伟大的机器上，就有了神圣的价值。
改革开放后，中国接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，也接受了西方“经济人”的概念。当时大家相信，凭借胆识能改变命运，敢离开体制“下海”的人，被尊称为“弄潮儿”。
到了新千年，“打工人”开始登场。国内引入了西方企业的契约关系和管理制度，却没有引入“天职”的概念（vocation），后者本来是西方的职业伦理基础。很快，工作变成只跟钱有关。
从“打工人”到社畜、牛马、韭菜和人矿……年轻人一出社会，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“非人”。
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士有道，西方的修士有上帝，那么现在，人矿的上方空空荡荡。等到连契约和保障制度都开始破产，人就彻底暴露在资本和算法的风暴中，同时失去了意义与保障。
唯一剩下的，便是自己的身体。
修士、身份和身体：所有人都是异乡人
过去我对“人”的体验很单一：士和主人翁只是课本里的内容，城市人若缺少“身家背景”，就只剩下打工一途。而就业环境的持续恶化，又使我们集体经历了“非人”的过程（咸鱼、牛马、尸体）。
但说起来，C在身份认同上始终比我多一重，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。
借助族谱，他能将血缘追溯到明代（他是十九世孙）。从地理上说，他从来都清楚自己的归属：一块界石就能锚定身世。而民间的轮回观念，又带给他生命本身的延续感。
他不是一个飘零人，直到考上大学、离村进城，才真正痛感失去故乡。小时候的回忆萦绕不去，既苦涩又甜蜜（在乡下长大的人都类似）。一个人有过那种体验，就会有关于“整全”的概念，虽然完整不意味着幸福（否则又何必“离农离土”）。
而我从来不知归属为何物。我是农民儿子的女儿：父亲在城市生了我，但父亲的故乡不是我的家。我的城市家乡自带流动性。人随时可以走，留也留不久，去到哪里都不会被惦记，生活却仍旧艰难。
我想这是城市焦虑的一大根源。
直到我随C一起回乡，一同站在玉米地里。我们意外地发现，一种全新的事物将我们联结起来。那两年里，我们透过某种修院传统来学习祷告。不只是祷告本身，还有祷告的节奏——一种重视“身心在场”的节奏。
一天的时间按祷告的时辰划分，就像教会其实拥有自己的年历：有别于农业节气和工商业的节日体系。
如果说，农业节气教人顺应自然节律，工商业的节日训练人计算、规划和攫取时间资源，那么教会年历，是让人反复进入同一个救赎故事里。这个故事关于降生、受苦和复活，关于等待、体验与更新。
具体到每一天：从早晨开始，我们就随着钟声（虽然来自手机app），和“历世历代的圣徒”一起诵念诗篇、表达赞美、呼唤救援。这种祷告能让人重拾群体感。
我们不仅自己来到上帝面前，还和许多许多人一起。彼此不是乡亲，不是同事，不是有限地域和血缘关系里的人。在看不见的时空中，我们甚至和天使、万物一同敬拜。基督又特别称呼人为他的“身体”。在祷告的时辰里，我们一点点获得实感。也许不是每天都规律，但那些时辰本身，重塑了我们对“活着”的体认。
当我和C一起站在地里，我们掰玉米、装玉米。那动作是规律的，但它不是机械的。它伴随我们的呼吸，伴随祷告留在我们里面的余音。它使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一定程度上整合了。
在劳作和祷告的相互滋养中，失去乡村的少年和没有故乡的少女，一起听到了来自远乡的呼唤。
Labyrinth：是迷宫也是归途
法国沙特尔大教堂（ChartresCathedral）中殿的地板上，有一个很大的图案，叫labyrinth，一般译作“迷宫”，是一种可以让人行走的祈祷路径。
它是一条单行道，没有岔路也没有死胡同，看似复杂，但一定会抵达同心圆的正中心。那朵玫瑰象征基督本身、上帝的同在、天城以及灵魂的安息。
我们未必能亲临其境，但可以用手指或鼠标光标来“走走”看。
我大概走到三分之一就开始迷茫。感觉重复、失焦，明明离中心很近，却突然越走越远，而且不能折返。
这是一种不能光靠脑子走的路。你一定要把身体——哪怕是手指，放进里面。在中世纪，人们用它来代替朝圣，通过步行、跪拜，在缓慢前进的同时，诵念诗篇或祷文。当他们抵达中心，就会在那里停留、祈祷、悔过、流泪和静默。然后再度出发，回到世界，将祈祷和默想化为行动，把有神圣者同在的平安，带进日常和人群中。
我和C尝试这些操练，是在最焦头烂额的时候。看起来，它和城市的节奏完全不契合。可是当我们忍住一些恐慌，将时间和身体交出去，心里就渐渐生出一种宁静的力量。
几年后，我们开始为生活做出选择：不是往上爬，而是向下走。离开大城市，去到小地方。离开大教会，去到小团契。生活重心从为自己谋求和规划，转为放手。
那段时间的祷告也很简单——就只是祷告而已。C一面装修我们的小房子，一面对主说：求你来用。很快，我们感到心里有了托付。很快，我们开始看见身边一个一个具体的人。到这些人也进入祷告，慢慢地，单个的人开始联结为群体。
回想起来，那时我们就已经在labyrinth里行走了。上帝的同在是那么真实饱满，常年围困C的抑郁、焦虑一扫而空。
而且，当时想做和要做的事，比当牛马时多得多。可是再疲惫，也始终有笃定与安宁。当上帝的爱洋溢在我们和伙伴们当中，有生以来头一次，我体验到身而为人的幸福。
可就像所有未完的旅途一样，我们也没法停留在中段。在自觉非常靠近中心时，道路又将我们带向完全不一样的方向。后来我们去到另一个国家，进入另一种文化和群体，我发现，我们始终生活在咸鱼与修士的比照中。
我们仍然面临选择，甚至不是选择往上爬还是向下走。就连这点，都有可能只是人的理想。当理想枯竭，人就会再一次变成咸鱼和尸体。
我们能做的，又简单又难。我们得去到地里。我们要亲自行走迷宫。我们需要每天选择进入有主同在的中心，让心带着身体，让身体带上心。哪怕整个过程重复、枯燥又失焦，也选择不离开。
可只要不放弃，这唯一一条真正的“直路”，就一定会将人引到正中心。
也许因为这样的回环往复已经发生过很多次，它开始成为生命的另一种节奏。和更年轻时相比，我更清楚我做不了主人翁。谁的主人我都做不了——特别是我自己。让我感到最接近“人”的时刻，是这样的：
在上帝的大地上，我是其中一个小小成员。天上有星辰和天使，头上有树与飞鸟，脚下有得以耕作和收获的场所，而左右是人——是基督宝爱到愿意为之舍命的，可怜的邻舍们<1>。
我们不是咸鱼、牛马和尸体。当我听见呼唤人进入礼拜的钟声，我不得不把发酸的腿抬起来——常常还得借助身边伙伴们的力量。可是让我们去吧，一起去吧，一起走这看似回环往复、却应许了安息的生命之路。
因为，那位完全懂得人又深深怜悯人的耶稣——在正中心。我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便会懂得生而为人的全部奋斗、艰辛、勇敢与幸福。
摘自《福音》
注：
1、“可怜的我其实是你乡邻，同为地上的生灵！”（罗伯特·彭斯，《致老鼠》）
作者资料夹
阿不壳：出过两本集子《风吹落我们那么多叶子》《爱的持久战》，录过两张同名民谣专辑，写有故事集《捡豆子的人》、诗集《我的人性如此颠簸》和书评影评。
我希望不只写“我该怎样思想和信仰”，还有“我在怎样挣扎与生活”。
发表:
齐鲁
3/21/20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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